本文刊载于《作家文摘》第2579期6版

恋在欧洲

思乡情绪

周恩来的性情在一部分人看来多少有些“小资”情调。尤其是再把周恩来在欧洲的留学生活联系在一起，有些故事里便出现了过分强调这种所谓“小资”情调的倾向。据故事讲，周恩来喜欢照相，还把照片制成明信片，分送给家乡的父老兄弟，寄给了在日本留学时帮助过他的一位韩姓朋友。

周恩来称得上一表人才，加之明信片上巴黎的良辰美景，于是，一些人借题发挥，把这件事用作证据，来证明巴黎的繁华让周恩来经常沉醉在小资产阶级的梦幻之中。

这段往事如果心平气和地分析，它所要表现的无非是周恩来的思乡情绪。一个远在欧洲、独自生活的东方青年，没有沉溺于欧洲的梦想和诱惑之中，用这么个小游戏既哄自己开心，又把自己的心和养育自己的故乡紧紧拴在一起。

周恩来的心既没有让花都巴黎的生活搅起“小资”波澜，更没有让“小资”情绪泛滥成灾。在巴黎，他主动接近勤工俭学旗帜下艰苦奋斗的学生，与那些和学生一起干活的当地工友打成一片，而且还密切关注横在贫富差别背后的阶级、政治和经济问题。

周恩来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？是什么力量唤醒了周恩来的阶级意识，让他下定决心为共产主义使命贡献力量的呢？反过来说，答案之一就是因为他身上没有所谓的“小资”情调。纵观周恩来的人生道路，解读发生在那张照片里的故事，此时此刻，不必纠结于周恩来的“小资情调”，我们难道不应该把照片里的故事作为证据，永远记住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掉进欧洲的大染缸里，又是如何为祖国献身的吗？

爱情的种子

说到这里，欧洲的另一种诱惑又理所当然地冒了出来。这就是女性问题。

说起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期间与女性的关系，不免让一些好事者扫兴了。首先必须提到一位女性，她既不是法国人，也不是德国人，而是周恩来的同胞——邓颖超。

1924年12月，成立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，这是该会部分成员合影，前排左为邓颖超

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通信，而且似乎是半公开的。因为一起留学的何长工，还有周恩来在柏林逗留期间来旅馆看他的那位同事，似乎都知道他们两人互相写信的事。

但是，我之所以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书信往来是半公开的，反过来说，至少可以说明他俩当初还没有坠入情网。书信往来、时光流逝、遥远的距离，反而让他俩的关系越来越深。

1947年撤离延安前夕，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手迹

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周恩来刚到法国的时候，邓颖超才16岁，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学校的讲台。与此同时，周恩来也正在努力让自己适应巴黎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周恩来在欧洲步入了新的征途，此时此刻的邓颖超也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。自强不息的青年志向，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，更重要的是履行自己使命的思想觉悟，把天各一方的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看过当时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革命思想的认识。例如，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名为《德法问题与革命》报告中说：“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……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，欧乱方兴未艾，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。”读这份报告，足以让人感受到周恩来特有的那份炽热情感，他将自己的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给挚友邓颖超，从而觅得自己的知音。

1925年8月8日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

还是在这一时期，同样是写给邓颖超的信，周恩来讲述了投身长沙大罢工后壮烈牺牲的黄爱。这封信还表现了周恩来微妙的心态，他一方面对意志坚定、宁肯放弃生命也不辱使命的朋友表示惋惜，一方面请远在家乡的朋友邓颖超为他分忧解愁，想以这封信来麻醉自己，同时又激励自己奋发图强。恋爱离不开孤独，更需要共识。周恩来在巴黎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伴之而来的孤独，还有对革命思想的共识，为他们两人埋下了爱情的种子。

把青春献给革命

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此期间的恋爱经过一知半解的人，往往听风就是雨，从而造成的误解十分荒唐可笑，甚至还冒出过这么一种说法——周恩来之所以在欧洲期间没有打过其他女人的主意，是因为恋人邓颖超爱吃醋，周恩来怕她嫉妒。这种说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误解。周恩来离开中国到法国留学的时候，他和邓颖超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海誓山盟的地步。另外，当时邓颖超所在的党组织非常活跃，她根本没有时间沉湎于恋爱。

周恩来巴黎故居

然而，这些流言蜚语毕竟不值得一提。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在欧洲留下任何浪漫的痕迹，只能缘于他把青春的热情与浪漫都献给了政治运动和革命事业。青年周恩来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革命事业，而且是毫无保留的。革命需要这些充满浪漫激情的青年……

（本文节选自[日]小仓和夫著 王冬译《周恩来在巴黎》，九州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，《作家文摘》整理，本报近期正在连载精彩章节，欢迎关注！）